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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顾维翰手里那几千条金条，不但没贬值，反而相对升值了百分之八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老天爷赏饭吃。

    进入1910年代，顾维翰开始从金融转向实业。他先是投资了缫丝厂，入股了上海永泰丝厂，同时在嘉定、昆山设立收购站，直接从农民手里收蚕茧，减少了中间环节。然后他又进口美国设备，建起了机器面粉厂——嘉丰面粉厂。

    面粉厂的生意好得出奇。那时候中国连年灾荒，军阀混战，粮食价格飞涨。嘉丰面粉厂生产的“嘉丰牌”面粉，质量好，价格公道，不光在国内卖得好，还出口到了朝鲜和日本。1911年，嘉丰面粉厂成了顾家的现金奶牛，每年净赚十几万。

    有钱了，他瞄准了来钱更快的金融业。

    1912年，顾维翰联合宁波帮的几个大佬，以自家钱庄为基础，成立了嘉丰商业银行。他占股百分之六十，控股。

    银行一成立，就承接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代理业务，管理军饷发放，吸纳富商大户存款。那时候军阀发军饷，经常用嘉丰银行的票子，因为信誉好，兑现快。

    军队的饷银过他的手，利钱归他，这本万利的买卖，让他的资本再次翻番。

    民国初年，白银继续贬值，顾维翰手里的黄金又升值了。他每年固定买入一千条金条，存在汇丰、花旗的保险柜里，谁也动不了。

    这些金条，后来成了顾家穿越数次经济危机的“压舱石”。

    1913年，顾维翰开始布局纺织业。他看准了棉纱市场的前景，花了十五万入股德大纱厂，占股百分之十。

    同时，他进军内河航运，买了两艘500吨的小火轮，开通了苏州到上海的货运航线。航运业利润不高，但胜在稳定，而且能帮他打通物流渠道，为自家工厂运输原料和产品。

    1914年，一战爆发。这是顾家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。

    一战期间，欧美列强忙于打仗，无暇顾及中国市场。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所谓的“黄金四年”。纺织、面粉、缫丝，全都供不应求。

    嘉丰面粉厂的日产从一千袋涨到三千袋，还是不够卖。德大纱厂的纱锭从两万枚扩到五万枚，利润翻了五倍。永泰丝厂的生丝出口量翻了八倍，赚的都是外汇。

    顾家手握银行，可以给这些工厂放贷，利息就够吃了。他们自己又是股东，分红拿大头。航运业也跟着沾光，运输需求暴增，嘉太轮船公司的船从两艘扩充到六艘，航线从苏州到上海延伸到长江全流域。

    到1918年一战结束时，顾家的家族资产逼近千万。嘉丰银行成了上海华资银行的第三名。

    嘉丰面粉厂成了上海最大的面粉厂，日产面粉五千袋，工人上千。

    德大纱厂成了国内最大的纱厂之一，产品畅销全国。嘉太轮船公司拥有六艘轮船，总吨位超过五千吨，垄断了长江中下游的部分货运航线。

    这四年，顾维翰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但心里美滋滋的。他经常在饭桌上跟儿子顾长柏说：“做生意看准了就得往死里干。你犹豫，机会就没了。”

    年幼的顾长柏只道这个胖胖的父亲是真正的欧皇体质，掌握穿越宝典。

    一战结束后，全球经济进入了战后大调整期。欧美列强恢复生产，开始反扑中国市场。日本也爆发了战后恐慌，经济一落千丈。但对顾维翰来说，危机就是机会。

    他用低价收购了法国一家破产丝厂的全套设备，引进了自动缫丝生产线，生产效率直接翻倍。他从英国收购了先进的纺织专利技术，让德大纱厂的产品质量赶上了日本货。他还趁机从美国买了大批便宜的小麦，囤在仓库里，等面粉价格上涨后再抛售。

    同时，他开始布局海外。沙俄内战爆发后，俄国卢布变成了废纸，俄国商人在华资产急于脱手。

    顾维翰跟宁波帮的朋友们组了个“卢布清算联盟”，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俄商的债务和资产。他还带着黄金跑到哈尔滨、满洲里，兑换俄侨手里的卢布——这些卢布后来被他用来从俄国远东临时政府换取了大量木材、煤炭等资源，转手卖给日本和朝鲜商人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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